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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挪威行动与鱼雷危机
关于德军精锐潜艇部队的作战历史中较少为人所知的一段是自1939年底至1940年初的鱼雷危机。虽然这一时期内产生了许多成功的潜艇作战记录，但同时也充满了痛苦、失望以及惨痛的代价。
在热衷研究德国潜艇战的人们中间，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德军鱼雷上的磁性引信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但这不完全对，因为这种磁性引信在大部分情况下只用来对付对方的大型舰只。本文将涉及许多未曾解密的历史。
首次鱼雷攻击失败的事件发生于战争初期，大战爆发后，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司令立即将数艘航空母舰调往不列颠群岛以西的水域，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西部通道，不但可以阻止德军潜艇渗透至大西洋，同时也可为运输船队护航。因为那时德军潜艇主要依赖水面攻击，所以ASDIC搜索器无法在水面上很好的发现它们，持续不断的空中巡逻对德军潜艇的作战行动而言也是极大的威胁。因此，德军潜艇只能一对一的挑战航空母舰。其实，由于英国皇家海军的航母总是处于驱逐舰的掩护之下，所以与德军潜艇遭遇的概率在这种情况下显得非常高。
不过，9月17日，Glattes指挥的U-39号潜艇在英国皇家海军“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的巡逻区域内小心的接近了后者而未被发觉，接下来就发生了潜艇作战史上最令人失望的事——Glattes下令向“皇家方舟”号发射了3枚装有磁性引信的鱼雷，然而全部过早的引爆。更为糟糕的是，这次失败的攻击为“皇家方舟”号的护航驱逐舰暴露了潜艇的位置，U-39号迅速被发现并被击沉，船员幸而获救。
这次偶然事件并未引起警觉，因为这是一次孤立的事件。仅仅2天以后，Otto Schuhart指挥的U-29号在同样的距离上发现了英国皇家海军“勇敢”号航空母舰。在吸取了他自己使用磁性引信失败的教训后，Otto Schuhart下令发射3枚装有触发引信的鱼雷结果全部成功命中并引爆。英国航空母舰在数分钟内即告沉没。重要的是，在这两次事件之后，英国海军舰队司令从“西部通道”撤回了这些宝贵的航空母舰（实际上只剩“皇家方舟”号），这正是德军潜艇所盼望的。德军潜艇与英国军舰之间的首次大规模交战以德军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英国皇家海军的航母在此后的4年内再未在这一水域出现过。
另一例子发生在普里恩成功突袭斯卡帕湾之后。由于极不光彩的损失了“皇家橡树”号，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司令决定撤出基地，而可能的目的地位于艾维湾、福斯湾或克莱德湾。邓尼茨觉察到奥克尼郡西北海域有英国皇家海军大型舰只活动，于是派遣U-56号和U-59号前往该海域攻击皇家海军舰队。
英军舰队司令的决定再一次被证明是正确的。10月30日，Wilhelm Zahn指挥的U-56号在这一海域观察到了一个极富攻击价值的水面编队：战列舰“罗德尼”号、“纳尔森”号，战列巡洋舰“胡德”号（后被“俾斯麦”号击沉）以及十几艘驱逐舰。凭借大胆与高超的技术，Zahn避开驱逐舰的掩护后向“纳尔森”号齐射了3枚鱼雷。随着一声清脆的碰撞声，装备有触发引信的鱼雷撞上了英舰的船体...然后裂为数块。这一不幸的结果令指挥官极其沮丧，同时也使他在邓尼茨面前饱受批评并因此被解职。
真正的鱼雷危机在入侵挪威的威悉河战役-德军历史上最大的两栖作战行动中才暴露出来。为了支援德军水面舰艇的作战以及防止皇家海军的拦截，有8支战术艇群被组建起来，从而构成了德军潜艇在1940年4月的作战行动中的主力，其中包括一些近海潜艇（II型A-D），但也有较大的型号如远洋潜艇（VIIA-C）共有30艘潜艇，其位置分布于纳尔维克至奥克尼之间。（其中一个艇群甚至部署在英吉利海峡）。
根据上述部署，德军潜艇部队已经做好了拦截并沉重打击英军远征部队的准备。但实际上德军的愿望落空了，其原因就突出表现在鱼雷的磁性引信和触发引信上。以下是几个突出的例子：4月15日，当英军远征部队自纳尔维克出发时，海军高级将领和最高统帅部在讨论英军舰队登陆地点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后者坚持认为很可能是在纳尔维克以北的Lavangen及Gratengen湾；而邓尼茨相信是在Bygden湾——也是在纳尔维克以北，但两地相隔甚远。
4月15日，普里恩指挥的U-47号于在到达Bydgen湾后发现了三艘英军大型运输船（每艘逾3万吨）以及一些较小的装载登陆部队的渔船，这就证实了邓尼茨的判断。普里恩当即下令向目标发射8枚装有触发引信的鱼雷，但无一命中。这次的攻击对于英军远征部队本该是一场浩劫，而它的失败却极大的帮助了守卫纳尔维克的山地部队。
在较早些时候，舒尔茨指挥的U-48号（该艇在服役的6年中击沉吨位数近312000吨并成为德军潜艇中战绩最高者）在日德兰海域攻击了战列舰“瓦尔斯比”号，但同样未取得战果。
4月19日，普里恩再次发现并接近“瓦尔斯比”号，随即命令齐射2枚鱼雷，但又没有命中，德军潜艇再次错过了他们极其盼望看到的结果。随着英军部队逐步接近纳尔维克，在皇家海军对德军部队和补给船的沉重打击之下，德军潜艇的其他作战行动难以为继。
第二天，普里茨在威斯特湾西南海域发现了一个运输船队，但他放弃了攻击，因为已经对他的鱼雷彻底失去信心。在返回德国以后，他被邓尼茨的责备激怒了：“海军上将先生，我可不敢指望用一支哑枪打仗！”
是什么导致这些重大的失败？早在4月11日，邓尼茨向潜艇部队下达了威悉河战役的新的作战命令，命令搜集在这之前两天中鱼雷攻击失败的反馈情况。在那个时候，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在攻击敌舰时，似乎只有触发引信鱼雷有效（这一结论后来被普里恩攻击英国运输船的失败例子所反驳）。于是，在邓尼茨的命令中，要求指挥官们更多的依赖触发引信鱼雷。尽管鱼雷研究部门的报告中提出在接近北极地区的挪威以北水域使用鱼雷不会影响到磁性引信的工作，但装备磁性引信的鱼雷往往还是过早引爆。
邓尼茨强烈要求彻底查出原因。在同海军最高统帅部以及鱼雷研究部的代表进行紧急讨论后，邓尼茨认定来自海湾的地磁干扰确实影响了装备磁性引信鱼雷的工作。同时还发现，装备触发引信的G7e鱼雷的重大问题在于其定深装置设计失误，这就使得鱼雷的实际航行深度处于设定深度以下6英尺，从而自目标下方经过而无法命中目标。一个折中方案是：使用G7a鱼雷，除非是在接近海湾的水域，那里强烈的地磁引力会使鱼雷过早引爆。
4月中旬，一个彻底调查事件原因的委员会得以成立。委员会在7月底提交了详细报告，其中具陈鱼雷研究部门之过。调查发现，鱼雷研究部门在未经必要的实验的情况下，便向潜艇部队提供了新型的4叶桨磁性引信鱼雷。于是，鱼雷实验协会的负责人被送上军事法庭并被判监禁。
尽管认定了鱼雷研究部门的疏忽是原因之一，但事情还未完结。
1942年1月30日，在大西洋中部的U-49号的艇员针对所使用的鱼雷做了一次艇上实验，实验中发现鱼雷的平衡舱压力过高。在接到U-49号的报告以后，鱼雷研究部调查员通知所有系留在港的潜艇都做全面检查，结果发现半数以上的潜艇存在类似问题，鱼雷航行深度超过定深之谜至此终于被查出原因。
但是，舱内的高压到底来自何处？根据邓尼茨论文集中的资料，鱼雷平衡舱中超出计量值（通常为大气压）的压力是“（潜艇）紧急下潜时频繁地释放压缩空气”所致。经过长时间潜航，大量过剩的气压于是被积聚起来。这些过剩的气压本不该自然产生，然而多数平衡舱并非严格密封而是存在泄露，这一结果也加剧了挪威海湾对鱼雷的地磁影响，从而足以解释德军潜艇在Hartmuth战役中招致重大失败的原因。在那次战役中，多数潜艇每天都有20个小时以上处于潜航状态。根据后来的计算，在挪威作战行动中有30%到35%的鱼雷攻击失败。
1942年12月，大战正激烈进行，一种新型的、经过改进的磁性引信终于被德军研制出来，这种引信也可触发引爆，并且极其有效。邓尼茨写到，“自从一战以来，德国海军的鱼雷效力从未得到大的改善。的确，一战以后的海军教义中强调单发鱼雷的威力必须足以使敌战列舰丧失战斗力，但实际上大量的金钱被用在研究重型火炮而不是鱼雷的改进工作上。这使得直到二战爆发，海军真正需要的鱼雷还只停留在傲慢的鱼雷研究部和鱼雷实验部的想象之中，而他们分别垄断了鱼雷的研制和实验工作。如果他们各自的产业存在更大竞争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得到更为先进的鱼雷”。
晚些时候，在对1942年1月至6月的鱼雷攻击性能做分析以后，数据表明只有40%的船只在被单发鱼雷命中后沉没，其余则需2发或更多，甚至被数发鱼雷命中仍能逃脱。考虑到实际上已经有将近200万吨的各类舰船被击沉（三分之一是油船），很容易想象得到如果德军潜艇装备了他们真正需要的武器，战绩又会是多少。
在新型磁性引信鱼雷诞生的同时，德国海军又进行了另两项改进工作，其改进程度不但超过德军以往所用鱼雷，甚至超过盟军方面在反潜措施上的进步。其一是在潜艇装备的鱼雷武器上，在航行了一段距离后，鱼雷可做曲线航迹运动。这一点是非常有用的，尤其是在攻击护航船队时，鱼雷的转向功能可以在丢失先前目标之后大大增加命中其他目标的可能性。第二项改进于1942年9月交付海军，这便是可根据敌舰螺旋桨噪声寻的的声响鱼雷。这是一种极其有效的武器，因为无论目标与潜艇侧舷的夹角有多小，该鱼雷均可由任意角度发射。这也意味着德军潜艇终于得到了一种可信赖的对抗敌驱逐舰的武器，使得在其后与敌驱逐舰激烈对抗的战斗中创下了大量的成功战绩。
鱼雷危机终于告一段落，但到此时已经太晚了。1942年7月，盟军的造船能力首次超越了德军潜艇的损失数量，德国潜艇部队自此从未再占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