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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肉……”智虎猶豫了一下，才握起一雙筷子，夾住了一塊帶著汁的人肉，送進了自己口中細嚼：“想起來我也好久沒有吃過人肉咯。這肉火候剛好，嚼起來挺有勁；調味恰到好處，吃起來不會膩。我只知道把新鮮的人肉割成細片，像魚生一樣做成壽司，再沾點調味醬的話，味道極其鮮美，倒沒有想過爆炒人肉也別有一番風味。”

　　　　“三妹，你在說什麼呢？”政虎也從盤中夾起一塊最大的肉，毫不猶豫地塞進嘴裏：“難道我們不是每天都在吃人嗎？資本家負責喝人民的血，而我們政治家則負責吃人民的肉。人類文明不都是建立在吃人的制度上的嗎？魯迅在《狂人日記》裏說：‘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註3】他只說對了一半。古今中外的歷史，從來都是由吃人二字寫成的。”

　　　　“真的要吃嗎……”軍虎拿起了筷子，卻不由得哆嗦起來。他勉強挑了一塊最小的肉，卻遲遲不願送入口中。

　　　　一直在一旁打著哆嗦的財虎更是一聲不吭，絲毫沒有動筷的意思。

　　　　轉眼間，一大盤人肉已經被吃光了，當然絕大部分是胖虎的功勞。軍虎手中的筷子上的肉也被胖虎迅速地咬住，然後吞了下去。接下來又上了六七盤的人肉，全被掃蕩一空。那天晚上，他們一共吃了三個人。

　　　　吃飯期間倒還有一個挺有趣的插曲。奴才在為九千歲斟酒的時候，不小心把酒灑在了九千歲的褲襠上面。然後奴才跪下來痛哭流涕一頓，請求九千歲恕罪，這個程式總是免不了的。

　　　　“奴才來替九千歲舔乾淨吧。”奴才如是說。

　　　　這句話足以讓人浮想連天。

　　　　“誒，有客人在呢。晚上再說吧。”九千歲如是答道。

　　　　這更是不得不讓人深切地感受到這大概是一段基情四射的主僕關係。

　　　　酒足飯飽過後，五虎向九千歲告辭，然後離開了太監會。

　　　　直到五虎的背影消融在夜色裏，內廳中懸掛的簾幕後面傳出了一把幽幽的聲音：“九千歲，你像平常一樣和五虎談一下名模和名車不挺好嗎？怎麼突然談起人類社會的奴役來？這和你一貫的智商水準可不太一致啊。我想五虎，特別是智虎，應該已經察覺到了我的存在。”

　　　　“但是軍師，”九千歲轉過頭去說：“你知道從別人眼中折射出的由衷敬佩的目光是多麼讓人難以抗拒嗎？我真的忍不住這樣的誘惑！軍師，你一定要多告訴我一些這樣有深度的東西，我再和別人講。我太喜歡用這樣智商上的優越感來俯視別人了。”

　　　　“這點憑你的智商應該會有點難度吧......”那聲音支支吾吾道。

　　　　“軍師你說什麼？”九千歲側著耳朵問道。

　　　　“算了，反正你都已經說了。九千歲，你馬上讓兵器之王前去和中央軍會合，然後迅速趕赴成都，至少要提前半天到達，在機場布下天羅地網。”那聲音似乎夾雜著一絲沙啞。

　　　　“軍師，為什麼不把城管七星全派去成都？兵器之王一個人能夠搞定嗎？”九千歲不由得皺起眉頭來。

　　　　“難道九千歲就放心把京城全交給中央軍嗎？”那神秘的聲音突然高亢了起來：“不過兵器之王倒不會獨力作戰。別忘記我們已經把其中一星安插在了成都鐵拳身旁。這次也是由於她通風報信，我們才得知瓜瓜回國的消息。”

　　　　“如果有兩星協同作戰的話，成都鐵拳肯定不是對手了。”九千歲忽然笑顏逐開，似乎信心滿滿的樣子。

　　　　“勝負還是個未知數。瓜瓜的軍師也不是善類。如果我沒猜錯，這次歸國行動就是由他一手策劃的。老夫方才在庭院中夜觀星象，發現帝星黯淡，乃系不祥之兆。我只恐怕會發生最壞的情況。九千歲，老夫建議你立刻再次進宮，請求皇上賜你虎符，然後著手調動東北軍，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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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故美國作家，威斯康星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教授黎奧泊德（Aldo Leopold）在其文章《像大山一樣思考》（Thinking Like a Mountain）中闡述道：“每一個生命（或許包括死去的生命）都會留心那呼喚著自己的東西。對於鹿兒來說，那是通往水草豐美的小徑的提示，對於松樹來說，那是午夜狂風驟雨，過後滿地殘枝的預警，對於美洲土狼來說，那是拾到殘羹剩飯的希冀，對於牧場主來說，那是銀行帳戶的財政赤字的威脅，對於獵人來說，那是避免子彈擊中獵物獠牙的挑戰。然而在這些明顯的，亟需的奢求和恐懼背後卻隱藏著更深刻的道理，這只有巍然聳立的大山才知道。只有那不隨時光流逝的大山才能客觀地傾聽著狼的哀嚎”（Every living thing (and perhaps many a dead one as well) pays heed to that call. To the deer it is a reminder of the way of all flesh, to the pine a forecast of midnight scuffles and of blood upon the now, to the coyote a promise of gleanings to come, to the cowman a threat of red ink at the bank, to the hunter a challenge of fang against bullet. Yet behind these obvious and immediate hopes and fears there lies a deeper meaning, known only to the mountain itself. Only the mountain has lived long enough to listen objectively to the howl of a wolf）。【註1】

　　　　這是一篇呼籲保護野狼，維護生態平衡的文章，當然其中一些段落蘊涵著濃厚的哲學色彩，例如我所節選的這段。

　　　　原先我並無意參與臺灣學運的討論，就如同我覺得昆明的恐怖襲擊不值得博取眾人眼球一樣。就像黎奧泊德所說的，這些都不過是“明顯的，亟需的奢求和恐懼”的一部分。如果執著於眼前的這些表像，只爭一城一池的得失，目光就太過短淺了，從而一葉障目，阻擋住了那“像大山一樣思考”的思潮。

　　　　五百年後，歷史會著墨絲毫去記載今天的臺灣學運嗎？不會的。正如歷史不會去描述鄭成功收復臺灣以前或是以後的臺灣島。如果不是金庸寫了幾本流行起來的兒童讀物，誰會知道什麼鄭經，鄭克塽是阿貓還是阿狗啊？歷史只會簡單地陳述道：“西元二XXX年，臺灣再次回歸中國版圖，”或是“西元二XXX年，臺灣正式從中國分裂。”如是而已。

　　　　我的另一篇雜文《紀念Vincent君》已經完成大半，但我還是突然刹住了車，轉過頭從頭開始斟酌起這篇文章來。我回心轉意，決定談論學運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我所關注的兩位人物，彭明輝先生和李敖先生，都在注意著這場運動。他們的很多觀點都有可取之處，但是也有我不敢苟同的地方，所以我只能赤膊上陣談一談。其二是我在思考這個事件時恍然大悟，覺得或許我可以嘗試從大山的角度來“像大山一樣思考”臺灣學運。“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註2】

[ 本帖最後由 second_identity 於 2014-4-10 10:29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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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要把好話說在前頭。當被問到學生們是否違反了法律，前國民黨立委邱毅肯定地回答:“他們在‘行政院’大樓裏肆意打開別人電腦、抽屜，撕毀別人的檔，動別人的私人用品，這都是違反法律的行為。”【註3】我認為雖然部分學生可能確實做出了一些出格的事，但這並不是主流，不是學生們進行訴求的主要手段——至少基於學生領袖林飛帆的發言，他們是在效仿印度領袖甘地（Gandhi）的非暴力抗爭。相對於一九八九年在天安門前，長安街上碾人的坦克車來說（維基解密爆料說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人的事情我是知道的，【註4】但是這並不代表天安門週邊沒有死人），這次臺灣學運中，無論是政府還是學生所採取的手段都比較和平，都“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這點是值得贊許的。

　　　　還有，邱毅直指“這次事件等於把臺灣的議會政治破壞，重回街頭暴力，這對臺灣民主是一種倒退。”臺灣主持人陳文茜更是狠批這次學運是“民主之恥”。【註5】這點我也不敢苟同，認為他們言過其實。何謂民主？民主就是“人民的意志”（the will of the people）。【註6】難道你能說這次學運沒有代表人民的意志嗎？根據東森新聞雲的網路調查顯示，約百分之五十左右的線民對這次學運是持擁護態度的。【註7】當然學生有遊行示威的權利，政府也有採取清場行動的權利。二零一一年，在“佔領華爾街”行動中，美國政府也是毫不留情地清場啊（“Just over a week after Occupy Wall Street protesters were tossed out of Zuccotti Park”）。【註8】有的無恥文人看見國民黨清場，學生頭上留了幾滴血，就高喊著“六四”。這是“六四”嗎？不是。要看看什麼才是真正的“六四”嗎？一九三二年，美國老兵在華盛頓示威，美國政府開槍；一九七零年，美國學生在肯特大學進行反戰示威，美國政府開槍。這就是真正的“六四”。

　　　　有人說，“我只是翹課來裝一下逼（顯擺一下），順便發點圖片上臉書炫耀一番，說不定還能約個炮友呢！你還真以為我是‘民主鬥士’嗎？我就連《服貿協議》上面寫了什麼都不知道！你看那個傻逼second_identity在網上發表政治小說，I don't give a shit。為什麼啊？因為在立法院前面‘談民主’，可以翹課，有免費飯盒吃，還能順便找下炮友什麼的。但是傻子都知道在second_identity的小說後面留言談民主是不可能找到炮友的好嗎？我只是來裝逼而已，想不到裝逼是要死人的啊！”小朋友，想要打炮的話請讓媽媽帶你上東莞哦。抗爭就要有流血的準備；通向自由之路從來都是由鮮血澆灌而成的。流幾滴血就哭天搶地的，你知道你們崇尚的甘地為了追求印度獨立，一輩子被逮捕和被送進監獄就足足有十三次嗎？【註9】你太弱了，一點都不夠看。言歸正傳，即使沒有群眾基礎，學運參與者的言論自由的權利仍然是不能被剝奪的，無論他的訴求是多麼激進（例如這次表面上反黑箱操作，背地裏搞臺灣獨立的學運——如果你不同意這個觀點，後面會有詳細的論證）。是的，即使作為一名大陸人，我也認為臺灣獨立的言論是一種天賦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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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會質問，“你身為大陸人，怎麼能夠忍受甚至是支持臺灣獨立的言論呢？”

　　　　我只不過是站在了大山的肩膀上，憑藉那巍然而立千萬年的大山視角來洞穿所有時空上的屏障罷了（香港人只能學到西方人表皮的“國際眼光”，卻學不到西方人內在的“大山視角”，只能說是“哀其不幸”）。

　　　　從理論上來說，作為一個左翼自由主義者——左翼意味著民主（“If ‘left’ means anything anymore,” Joel Rogers writes, “it means ‘democracy’），【註10】而自由主義意味著個人解放——我不但應該支持臺灣獨立的言論，甚至要支持臺灣獨立，如果它是基於一定民意基礎的話。不但如此，我還要支持西藏獨立，新疆獨立，香港獨立，和中國任何一個省份的獨立。這還不夠，我也必須要支持蘇格蘭（Scotland）獨立，琉球群島獨立，車臣共和國獨立，魁北克（Quebec）獨立，德州（Texas）獨立，夏威夷獨立，阿拉斯加獨立，應該說世界上每個地區的人民都保留了進行獨立的基本權利。如果這一切真的能夠發生，也許我們就能達到老子那“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

　　　　有一位戴著寬邊眼鏡的長者會說，老子還是太天真了，sometimes naïve，相信很多人也是怎樣認為的，但是不得不說，我倒是十分崇尚那樣的理想社會。魁北克確實搞過兩次獨立公投，而蘇格蘭（Scotland）在今年九月也要搞公投，但是這些畢竟是個例。日本有可能讓琉球群島搞公投嗎？俄羅斯有可能讓車臣共和國搞公投嗎？美國有可能讓它的任何一個州搞公投嗎？不要忘了一百多年前，美國南方搞獨立的時候，林肯（Abraham Lincoln）總統是怎麼說的：“如果我可以通過保留奴隸制度來挽救聯邦，我會那樣做；如果我可以通過廢除奴隸制度來挽救聯邦，我會那樣做；如果我可以通過解放一部分而保留另一部分奴隸來挽救聯邦，我也會這樣做”（If I could save the Union without freeing any slave I would do it, and if I could save it by freeing all the slaves I would do it; and if I could save it by freeing some and leaving others alone, I would also do that ）。【註11】上一年超過十萬人聯名要求德州（Texas）獨立，美國政府也是斷然拒絕。【註12】再舉一個臺灣人切身的例子，如果有一天原住民要求臺南獨立，臺灣的漢人（包括本省和外省人）會給他們公投的權利嗎？你們臺灣人一邊打壓原住民反壓迫求自由的權利，一邊控訴大陸打壓你們反壓迫求自由的權利，這樣會不會偽善了一點？

　　　　當然如果你說目前這個世界上的“反分裂”的規則都是錯誤的，我們要推翻它，重新建立一個新的世界；如果你一視同仁地認為世界上每個地區的人民都保留了進行獨立的基本權利，那麼這樣的理想主義者我是十分敬佩的。但是在舊世界被推翻以前，你們只批判大陸對臺灣的壓迫，卻忽視世界上其他政府對它們國家的少數群體（minority）的壓迫，這會不會對大陸太苛刻了一點。並不是說苛刻是錯誤的，革命從來都是不寬容的，但是我們應該對所有壓迫者而不僅僅是大陸苛刻啊。如果臺灣人真的要傳達這種反壓迫求自由的理念，是不是應當從自身做起，先在臺南搞一個原住民的獨立公投，為北京政府做一個模範呢？否則，所謂的“民主自由”，所謂的“普世價值”都不過是偽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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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話我在前面已經說了，下麵主要是對這次臺灣學運的一些反思與批判，圍繞的話題自然是剛才所提到的“偽善”。

　　　　如果說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運的領袖中有偽善者（柴玲），也有真誠尋求改革的人（王丹），那些這次的臺灣學運領袖中全是一幫偽善者。我對他們偽善的批判主要基於兩點。

　　　　其一，這場學運掛羊頭賣狗肉，打著反黑箱的旗號來搞臺灣獨立，這難道不能算是偽善嗎？不相信我的結論？請看證據：在示威現場，學生領袖林飛帆就脫口而出道：“我想當中國人嗎？我們都不想！”【註13】還有林飛帆在一個演講中（並不是這次學運中的演講）也不忌諱地說：“我主張臺灣獨立。”【註14】有人辯解說雖然林飛帆的政治主張包括臺灣獨立，但是這次學運追求的是反黑箱，兩者並沒有直接聯繫。真的是這樣嗎？請看更直接的證據：三月二十七號，台獨領袖史明進入立法院，與林飛帆進行親切會晤，“他（史明）最後鄭重地感謝所有學生，並獻唱「臺灣獨立軍進行曲」，高喊「臺灣人萬歲」，全場學生也熱情地鼓掌支持。”【註15】至此，這場學運的台獨目的昭然若揭。並不是說呼籲台獨的學運是錯誤的，但是把大眾蒙在鼓裏，消費他們的政治熱情，打著反黑箱的旗號來搞台獨，這不僅是偽善，根本就是卑鄙無恥。你們有種就直接搞台獨學運啊，打著服貿協定的幌子搞台獨算什麼英雄好漢？你們所做的事情比你們反對的人所做的還要骯髒！這就是我一直不相信任何政治家的原因，無論他們把自己打扮得多麼高尚，都不過是一群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無恥之徒。

　　　　其二，這些學生領袖全是臺灣漢人，而臺灣漢人的一切反壓迫求自由的鬥爭都是偽善的。為什麼啊？就如同我前面所說的，只要臺灣漢人一天還在壓迫著臺灣原住民，他們就沒有資格控訴大陸壓迫臺灣；只要臺灣漢人一天還在霸佔著原住民的臺灣，他們就沒有資格講臺灣獨立。真正的臺灣獨立應該是把臺灣還給原住民吧。臺灣漢人搞獨立？會不會喧賓奪主了一點？請問臺灣的漢人願意把臺灣還給原住民嗎？當反壓迫求自由這樣的“普世價值”符合你的利益時，你就是它最堅實的擁護者；當它無關於你的利益時，你就對它視若無睹；當它有損你的利益時，你就把它踩得不值一文。這樣會不會偽善了一點？

　　　　只有當你們這些學生領袖學會用大山那獨立於時空之外的，遺世獨立的，客觀的視角來看待問題的時候，再來談臺灣獨立吧。

　　　　“然而在這些明顯的，亟需的奢求和恐懼背後卻隱藏著更深刻的道理，這只有巍然聳立的大山才知道。只有那不隨時光流逝的大山才能客觀地傾聽著狼的哀嚎。”



【註1】Aldo Leopold, “Thinking Like a Mountain,” Science and Society, ed. Richard W. Grinnell,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7), 133.　　
【註2】魯迅，“紀念劉和珍君，”魯迅全集第三卷，王海波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290。　
【註3】參見 “邱毅：反服貿學運的實質是反中、反統一 公知煽風點火作用大，”觀察者，更新於2014年3月26日，http://www.guancha.cn/local/2014_03_26_217005.shtml　
【註4】See Malcolm Moore, “Wikileaks: no bloodshed inside Tiananmen Square, cables claim,” The Telegraph, updated on June 4, 2011,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wikileaks/8555142/Wikileaks-no-bloodshed-inside-Tiananmen-Square-cables-claim.html　
【註5】參見 “邱毅：反服貿學運的實質是反中、反統一 公知煽風點火作用大，”觀察者，更新於2014年3月26日，http://www.guancha.cn/local/2014_03_26_217005.shtml 　
【註6】Robert W. McChesney,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83.　
【註7】參見 東森新聞雲，“快訊／學運嚴重內訌 陳為廷：你們可以去攻佔總統府！”更新於2014年3月23日，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323/338061.htm　
【註8】Andrew Katz, “Occupy Wall Street: how protesters made eviction inevitable ,” The Guardian, updated on November 25, 2011,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blog/2011/nov/25/occupy-wall-street-eviction-inevitable　
【註9】See Years of Arrests & Imprisonment of Mahatma Gandhi, http://www.mkgandhi.org/arrestofmahatma.htm　
【註10】See Robert W. McChesney,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83.　
【註11】See Library of Congress, “Abraham Lincoln Papers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www.loc.gov/teachers/classroommaterials/connections/abraham-lincoln-papers/thinking3.html　
【註12】Manny Fernandez, “White House Rejects Petitions to Secede, but Texans Fight On,” The New York Times, updated on January 15,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1/16/us/politics/texas-secession-movement-unbowed-by-white-house-rejection.html　
【註13】東森新聞雲，“快訊／學運嚴重內訌 陳為廷：你們可以去攻佔總統府！”更新於2014年3月23日，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323/338061.htm　
【註14】郭匡超，“林飛帆爆主張台獨 網友熱議，”中時電子報，更新於2014年3月29日，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329001854-260401
【註15】王文宣，“史明：有青年人打拚 臺灣前途有希望，”自由時報，更新於2014年3月27日，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2013/specials/stp/news.php?rno=4&no=976772&ty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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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網友（名字隱去）對我的文章《像大山一樣思考》的回復：

低端的政客以暴力威脅人民，
中端的政客以利益利誘人民，
高端的政客則以為國為民的假像來營造出自己與人民站在同一個陣線，欺騙並玩弄著人民。
但是沒有人能勝過那些最高端的政客，隱藏於作家之間，用華麗詞藻與抨擊前三者的鏗鏘有力來讓人民信任他的文字，進而讓人民跟隨他的論調。
但是邏輯是共通並存在的，無論是以哪一種方式，邏輯永遠不會因為他們的做作而死，儘管他們永遠試圖以似是而非的方式來模糊它。
『這就是我一直不相信任何政治家的原因，無論他們把自己打扮得多麼高尚，都不過是一群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無恥之徒。』
　　　　

以下是我的答復：

　　　　看到有人回復，我倍感意外，因為我已經習慣了沒有人回復的日子（有點門庭冷落的感覺Lol）。首先我要感謝這位朋友的回貼，雖然這和我一直幻想的讚美之類的話相去甚遠，但是閣下所提出的問題也頗有探討的價值。我就先答復你的意見，歡迎你和別的朋友繼續跟貼討論（其實我是想趁機清掃一下貼子裏的蛛網）。不過接下來的一周我會比較忙，可能回復不了，不過我忙完以後肯定第一時間回復的。

　　　　我認為有一點你是做得很對的。你不但質疑在媒體面前拋頭露臉的“高端的政客”，還開始懷疑隱藏在文章後面的“最高端的政客”，這是進行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一個良好開端。但是我也要指正一點，你把兩者的主客關係弄反了。你所說的“最高端的政客”其實不過是政治家的御用文人，也就是你所說的“高端的政客”的走狗而已。魯迅先生就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批判梁實秋是“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文章是否完全正確在此不論）。說走狗比主人還“高端”，那是不對的。

　　　　御用文人混淆於真正的知識份子之間，有時候確實很難分辨，但是他們騙不了頭腦清楚的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清醒的頭腦，需要批判性思考。下麵我來分享一下我是如何判斷這兩者的幾點經驗。

　　　　第一，不要根據作者的立場去做判斷。一般來說，正反雙方都有各自的御用文人，他們的立場往往是固定不變的，而真正的知識份子則是就事論事。例如我批評馬英九在洪仲丘和大埔案中的處理方式是錯誤的，但是這並不妨礙我認為他在這次學運上應對得當（至少願意接受談判，沒有命令軍隊開槍）。

　　　　難道僅憑這點就能區分御用文人和真正的知識份子嗎？顯然是不能，因為立場是很容易偽裝的。李敖先生在《你不能只做一半》一文中就猛批“鄉願”（鄉願是指一鄉之中，沒有人不說他好的好好先生）。鄉願者無人不討好，在你面前一個立場，在我面前另一個立場，他們的立場也是會改變的。還有投機者也很善於偽裝自己的立場，民調往哪邊擺他們就往那邊擺。所以根據作者的立場去做判斷是糊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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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不要根據自己的喜惡去做判斷。這點說起來很簡單，但做起來很難。每個成人（特別是中年人和年紀更大的人）或多或少都已經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價值觀，而人往往是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去判斷事物的是非。例如藍黨會更傾向於接受藍派陣營的文人的觀點，綠黨則會更傾向於接受綠派陣營的文人的觀點。而就事論事的真正的知識份子往往兩面都不討好，這就是為什麼真正的知識份子正在慢慢消亡，因為沒有人願意做費力不討好的事情。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大眾喜歡的往往是御用文人和投機分子，雖然他們相信自己喜歡的那個是與眾不同的，是真正的知識份子。造假十多年的投機分子韓寒能聚攏千百萬粉絲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而真正的知識份子往往是被邊緣化的，例如李敖先生。喜惡和情感也是不可靠的。

　　　　第三，follow the money，也就是追著金錢（的痕跡）去做判斷。我們要看知識份子去做某件事情，他有沒有從中得益。如果有，我們就先得在心裏對他打一個折扣。例如這次的學運領袖，他們看似從這場運動中收到很多傳票，吃了很多虧，但實際上他們撈取了巨大的政治資本，他們是從中得益的。至少我敢說他們以後想要成為一個黨的核心成員（無論是藍黨還是綠黨），不會是一件難事。相反地，那些翹課去為學運領袖擦屁股的普通學生才是不求名利的“國之棟樑”好嗎？只可惜他們腦子太笨，被利用了。

　　　　但是知識份子畢竟不是聖人，他們也是要吃飯的，所以賺點錢無可厚非。只是我們要看他們賺的錢有沒有對得住天地良心，有沒有對得住人民百姓。這次學運領袖打著反黑箱的幌子來搞台獨，把大眾蒙在鼓裏，消費大眾的政治熱情，我的結論依舊不變，他們是卑鄙無恥的小人。

　　　　第四，要根據事實和邏輯去做判斷。立場可以偽裝，喜惡可以矇騙，但是事實和邏輯就擺在那裏，無論你願不願意去接受。如果既不擺事實，又不講邏輯，可以考慮去做學運領袖，因為學運領袖是不需要講事實和邏輯的。他們先反黑箱，後反服貿，這就是不講邏輯；反服貿卻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這就是不擺事實。學運領袖不就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嗎？喊反對誰不會？阿貓阿狗都可以做的事情。雖然我寫的是雜文，但文章的主要論點都是由證據和邏輯堆砌而成的。當然畢竟雜文不是論文，不可能做到也不需要刻意去做到最大程度的嚴謹。除了主要論點以外，我還會在文章的旁枝末節上面發表一些個人的看法和人生經驗。你所指出的我所說的那句話正屬於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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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這就是我一直不相信任何政治家的原因。”對於這句話，我沒有進行詳細的論證，因為如果真要細說起來，那將會是另一篇數千字的文章。而且我也沒有想到有人會忽略文章的主題，反而專挑一些細節的缺陷。我承認那句話是不夠嚴謹的，因為我不但相信，而且崇拜陳獨秀和胡適，當然他們都是政治家，同時是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陳獨秀做過中共中央局書記，而胡適做過中華民國駐美大使。嚴格來說，魯迅也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職。他們三人無一例外全是失敗的政治家，因為政治家往往是要出賣人格和靈魂的，這和真正的知識份子所孜孜以求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水火不容的。例如，陳獨秀為了追求自己的政治理念，不怕被中共開除黨籍，不懼眾叛親離，這就是陳獨秀作為一名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和“打天下坐江山”的共匪毛澤東，賊王周恩來的分水嶺。這樣的恢弘氣魄是被抓後哭著找媽媽的學運領袖有的嗎？這樣的高尚人格是卑鄙無恥的學運領袖可以攀比的嗎？

　　　　所以我應該把這句話改為，“這就是我一直不相信任何政治家的原因（為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最終成為一個失敗政治家的真正的知識份子除外）。”只可惜無論怎麼改，學運領袖都只能被歸為無恥政客一類，這就是我文章的主要論點之一。如果你想推翻我文章的論點，你要拿出更有力的證據和更清晰的邏輯來。

　　　　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最後我順便為自己辯解兩句。我在網上發表小說已經快有半年了，我不可能在半年前就計謀著抹黑這次臺灣學運。我在文章《像大山一樣思考》的開頭就說過，我原本是不打算評論這次學運的（不過看到我的雜文/時評終於引出一些回復，也許以後我會多做一些這樣的文章）。因此你所謂的“那些最高端的政客，隱藏於作家之間，用華麗詞藻與抨擊前三者的鏗鏘有力來讓人民信任他的文字，進而讓人民跟隨他的論調”的妄自猜測是不能夠成立的。而且你還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我根本就不是政客，也不是任何政客的走狗，所以你所舉的“最高端的政客”的例子根本攻擊不到我，完全打空了。你們不要喜歡弄個大新聞，說現在我是政客（或許是政客的門下走狗？還是金正恩大將軍？我也不知道，就由你們來斷定吧），然後把我批判一番。你們啊，naive。

　　　　做一下總結，你的質疑精神大體上是正確的。但是我希望你不但能夠質疑無辜的人，還更應該質疑那些惡人，那些在立法院作惡的學運領袖。不過從你的發言中（“高端的政客則以為國為民的假像來營造出自己與人民站在同一個陣線，欺騙並玩弄著人民”），我看到了你也開始質疑學運領袖不過是“欺騙並玩弄著人民”的無恥之徒，實在是可喜可賀。

　　　　Ps: 學運領袖陳為延四月七日在臉書上已經承認他是台獨分子，這證明了在四月一日的文章中，我對這次學運性質的定位完全正確。歡迎叫我先知。但是陳為延否認是“為了台獨而搞某某運動”，不過他隨後又說，“事實上，這根本是個假命題。爭取國家的自主，與民主的深化，本質上就是一體兩面。許多時候，則根本是同一件事。”如果我的理解能力沒有墮落到學運信徒的水準，陳為延是想說這次的學生運動就是台獨運動，“根本是同一件事”，但是請注意——他在前面已經否認是“為了台獨而搞某某運動”。如此自相矛盾的邏輯，如果不是他無恥和把他的狂熱信徒都當作是弱智，就是他的智商本身就不太夠用。請自選一項，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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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這是我在我選的一個大一政治學課程裏寫的一篇論文。不過由於我的英文寫作不太完美，才拿了26/30。我認識的一個整天上課玩玛丽奧的學霸拿了29/30。我終於知道幾百年前，基督教徒為什麽要燒死那些科學家了。你真的以為那是宗教原因嗎？反正我看見一些總拿接近滿分的學霸也有燒死他們的沖動就對了。

　　　　美國的國父之一，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曾寫下一段廣為人知的話，“人人生而平等”，它不但被記錄在美國的《獨立宣言》上面，還成為了美國社會最不可或缺的價值觀。雖然美國人堅信他們的民族誕生於民主和平等，但美國今天的社會現實往往和他們的信念相互矛盾。因而，美國人很聰明地轉變了他們的信念，從強調物質的平等到著重機會的平等（Dalzell, 2013, p.159）。然而不幸的是，機會平等並不存在於物質平等以外。Stiglitz（2012）就指出，“（財富）越是不平等的國家，其制度將越是減少機會的平等”（p.18）。這兩個理念永遠不能被分開，它們是緊密聯繫的。因此，當美國人那機會平等的信念，也就是所謂的“美國夢”再次破產的時候，並不會讓人感到絲毫詫異。接下來，美國人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強迫自己去相信那些掠奪社會財富的富人最終會回饋社會。美國人甚至害怕富人沒有足夠的錢去回饋社會，所以還特地為他們減稅，助他們早日實現目標。這絲毫不是黑色幽默。百分之六十三的美國人相信“美國會因為擁有一群富人而受益”（Dalzell, 2013, p.163）。然而，Dalzell強調這也不過是一個錯覺：慷慨解囊的富人僅是少數異類，大部分富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美國人將他們的信念修改了一遍又一遍，只是為了讓他們平等和民主的信念與那不平等的社會現狀可以相互共存，他們始終不願意放棄那“美國是平等和民主最堅強的堡壘”的信仰（2013, p.159-163）。是時候停止這樣的錯覺了，是時候承認經濟不平等非但不能和民主相互協調，而且它“最終還會毀滅美國的民主”，就像Janet Yellen，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三藩市分行的主席和執行總裁指出的一樣（cited in Dalzell, 2013, p.157）。

　　　　這篇論文將會論證經濟不平等是美國民主的威脅，原因有三：第一，絕大部分主流媒體都被富人掌控，所以它們只會從富人的立場來看這個社會，同時卻忽視除富人以外的所有人群（Chomsky, 2013）；第二，經濟不平等對人民的政治參與度有巨大的負面影響，富人除外；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經濟不平等本身，還有資本主義這個促進經濟不平等的意識形態，它們在本質上是和民主這個政治上的意識形態相互矛盾的。

　　　　在極權國家裏，政府控制了媒體，因此對於該國家的民主政治是一個威脅，然而在自由主義的民主政體（liberal democracy）中，例如美國，媒體同樣是被少數人掌控的，只不過通過一種更隱蔽的方式。這樣的隱蔽性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很多美國人並不察覺（他們的）真實處境，遑論去意識到少數人對於媒體的把持是如何逐漸腐化他們的民主社會的。McChesney（2000）指出，“如果我們對於民主政治抱有認真的態度，我們必須要從結構上改革（我們的）媒體制度”(p. ix)。這道出了民主與現有媒體業的關係：它們是永遠不能共存的。儘管記者們在學校裏被教育要做到誠實和客觀，才能為大眾的利益服務，但是這樣的理念在現實中從來就不曾實現，因為記者永遠不能“從大企業和商業的壓力下獲取獨立權”（McChesney, 2000, p.49）。基本上，權貴們通過兩種方式來摧毀媒體的獨立性。第一，他們直接買下主要的媒體進而取得擁有權；第二，他們通過投放廣告來獲得對於媒體的影響力。在他們著名的學術作品中，Herman和Chomsky（1988）就指出主流媒體的掌控權全在富人或是那些被富人收買了的利慾薰心的走狗手中，因此媒體“與大公司，大銀行，和政府都有著千絲萬縷的共同利益”（p.14）。當新聞在媒體上播出以前，它們已經被（媒體）自我審查，以確保不會對它們的主人和朋黨產生任何危害。

　　　　隨著時間流逝，媒體壟斷的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愈演愈烈。就像McChesney（2000）所羅列的，七家出版公司掌控了整個美國市場；五家音樂公司控制著百分之八十七的產業；六家媒體公司壟斷了百分之八十的有線電視；還有六家公司控制了百分之七十五的有線電視節目（p.18）。Ted Turner，時代華納公司的前副總裁承認道，“美國所有的有線公司”都被少數人所掌控（cited in McChesney, 2000, p.18）。除了媒體的擁有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富人和那些龐然大物般的公司還會通過把大量金錢投入廣告的方式來控制媒體。從宏觀上來看美國的廣告產業，僅在一九九八年，總值二千億美元被投放到了整個廣告市場，而其中的一千兩百億是被媒體吸納的。從微觀上來看，把目光縮小到一個單一的例子：迪士尼公司投資了一億四千萬美元去拍《獅子王》這部電影，卻另外用了六千萬去做廣告。“這部電影反而像是一件次要的附加品，”一個產業分析員闡述道（cited in McChesney, 2000, p.39）。無論從宏觀或是微觀看來，被投入廣告的資金都是巨大得難以想像的。這反倒可以讓人理解大型廣告商對於媒體的影響力是多麼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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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媒體被少數富人和大公司所掌控，當主流媒體為了服務精英的利益而去違反新聞道德的時候，就不會讓人感到過份訝異了。McChesney（2000）就舉出一些例子來展示因為“現有新聞業的局限性，使得它不能成為一個伸張民主的機構”（p.58）。一九九六年，Gary Webb，San Jose Mercury News的一個記者揭露了“CIA和美國貧民區裏的毒品交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這使得非裔美國人紛紛（向CIA）要求一個答復，然而就在這時候，所有主流媒體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報，和洛杉磯時報”異口同聲地攻伐起Mercury News來（McChesney, 2000, p.59）。個中原因很簡單：如果這個新聞是千真萬確的，這就意味著主流媒體把這件事情掩蓋了數十年，而所謂的出版自由的理念不過是一個虛幻的假像。其結果不能再顯而易見了，Mercury News撤回了該報導和辭退了Gary Webb。這個事件並非絕無僅有，其他類似的事件也常有發生。例如一九九八年，CNN撤回了一個報導，關於“在越南戰爭中，美國軍隊有可能對（他們的）逃兵使用sarin，一種神經性毒氣”，還有更著名的是美國主流媒體在伊拉克戰爭以前和期間的偏袒性報導（McChesney, 2000, p.59-60）。

　　　　當媒體被腐化，從而只傳播某種它們想要大眾去相信的資訊時，美國的民主似乎很難持續下去。極權國家和某些自由主義的民主政體（liberal democracy），例如美國對它們媒體的惡行好像越來越沒有明顯的分界線了。看起來，它們不過是使用不同的手段去達到相同的目的。McChesney指明，“就像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和麥迪遜（James Madison）所說的，除非所有公民都可以像權貴一樣輕易地獲取同樣的資訊，否則自治（美國）政府是不能成功的”（cited in Jones, 2009, p.28）。為什麼呢？Dahl（2006）闡明了個中原因，“（人民）得到啟蒙後的理解能力”是“理想民主政治”的一個根本元素。可以總結道，在很多歷史上的知識份子看來，如果自由獲取資訊的管道被少數權貴堵住了，所謂的民主政治只會成為水月鏡花。經濟的不平等為富人打造了通往特權的基石，特權使得富人能夠把他們不想讓大眾察覺的某些資訊隱藏起來。這樣的行為腐蝕了民主政治的所有根基，包括“有效的參與權，議程的最終決定權，還有（大眾）獲取他們所需要的資訊來做出明智選擇的基本權利”（Dahl, 2006, p.9）。經濟不平等不但腐化媒體，還侵蝕著人民的政治參與度。

　　　　Solt做了一個研究來解釋經濟不平等和公民政治參與度的關係；在他的論文裏，Solt首先分析了哪個關於這個問題的歷史說法最站得住腳。政治學家揭示經濟不平等和公民政治參與度的關係的歷史可以被追溯到一九七八年，從Brody開始。最初設計這樣的研究是為了找出發達國家參與投票人數減少的原因（Solt, 2008, p.54）。幾十年來，多種理論相繼被建立，用來解析這樣的現象，包括“相對權力學說”（the relative power theory），“鬥爭學說”（the conflict theory），和“資源學說”（the resource theory）。根據相對權力學說，收入不平等對窮人的政治參與度是有負面影響的，因為相對有錢和有權的人會在各種各樣的議題上持續地勝出，他們甚至可以用特權去阻撓那些（對他們不利的）議題在公眾面前曝光。因此，窮人會逐漸意識到他們是被排除在政治遊戲外面的，繼而喪失他們的政治熱情（Solt, 2008, p.49）。根據鬥爭學說，相反的結果被主張：隨著經濟不平等的增長，富人和窮人都會被迫去關注那些“（社會財富）重新分配的政策”，這最終會提高人民的政治參與度（Solt, 2008, p.49）。最後，根據資源學說，公民的政治參與度和他們的“個人收入”掛鉤：窮人傾向於較小程度的參與，而富人則完全相反（Solt, 2008, p.49-50）。Solt的研究發現和相對權力學說是一致的：“經濟的不平等打壓了政治參與度，特別對於低收入人群來說（2008, p.57）。

　　　　根據Solt的研究，“收入的不平等對於中產階級和低收入人群的政治熱情，政治議論，和選舉參與度都是有強烈負面影響的，除了富人”（2008, p.54），這樣的結果當然會和很多人對於民主的觀念相互抵觸。Meltzer-Richard模型指出，民主制度應是有能力調整經濟不平等的：當不平等增長時，下層階級和中產階級都會支持“（社會財富）重新分配的政策”，因為“不平等的加大將會減少（人民）收入的中間值”（cited in Solt, 2008, p.57）。這個模型展現了大部分人對於民主的理解：一個民主國家應該是公平的，這裏的公平是指這個國家代表著大多數國民的共同利益。當事情出錯的時候——事情經常出錯——包括貧富差距拉大，進而損害大部分人利益這樣的錯誤，大多數國民應該更大程度地參與到政治決策當中，去調整這個錯誤，從理論上講，最終是能夠成功的。像McChesney所說的，“如果民主制度是成熟的，那麼它必然能夠產生一定的壓力去縮小經濟不平等（p.283）。畢竟民主制度應該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這種常識性的猜想就像鬥爭學說主張的一樣。然而，這樣的假想極少在現實中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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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t（2008）指出經濟不平等是如何侵蝕民主制度的：它賦予了富人相對於窮人更多的權力（p.57）。這使得不僅大多數人沒有辦法在（財富）重新分配政策上打敗少數富人，而且那樣的政策甚至“不可能在政治決策的過程中被提起，即便相對較窮的公民想要這樣做”（2008, p.57）。Gilens在他關於“不平等與民主回應”的研究中得出了相同的結論：政治遊戲只是為富人設計的，中產階級——遑論窮人——基本上是被忽視的（p.794）。看起來經濟不平等實在是腐化了美國民主的方方面面。媒體和政治參與度的腐化，這樣的解釋聽起來是十分膚淺的。難道就沒有更深層的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麼經濟不平等好像永遠都在給民主政治製造麻煩嗎？也許是有的。

　　　　也許資本主義這個經濟上的意識形態和民主這個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相互矛盾的。為了（對兩者的關係）進行更清楚的觀察，這個故事將被追溯到啟蒙時代。十七世紀末期，民主體制被認為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a classless society），因為當時的人普遍相信“如果一個人要替另一個人工作，那個人（和另一個人）在政治上是永遠不可能平等的”（McChesney, 2000, p.284）。那時候民主不單是一個政治上的而且是經濟上的意識形態。然而，傳統民主的有關經濟的分支逐漸被遺棄了，然後和資本主義結合，形成今天的自由主義的民主政體（liberal democracy）。就像C. B. Macpherson所說的，自由主義的民主政體，也就是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的結合體，是“平等的政治（制度）與不平等的經濟（制度）的融合”（cited in McChesney, 2000, p.284）。然而問題是：既然自由主義的民主政體融合了兩種本質上互為矛盾的元素，它真的能夠運轉起來嗎？今天，答案已經十分明顯了：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是不能共存的，其中一個終將贏得勝利。而得勝者，毫無懸念地，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通過兩種方式來腐化民主：第一，資本主義一定會帶來一個階級社會（a class society），在這個社會裏，少數富人肯定會擁有最強大的政治力量，這違反了民主政治那“多數人統治”的信念；第二，資本主義還會腐蝕“民主的精神”，因為它假定所有人類都是自私的，強迫著人民去相互競爭，去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雪上霜（McChesney, 2000, p.284）。

　　　　邏輯是這樣的，資本主義總是傾向於自由市場，小政府，全球化等等，為了獲得更多“商業活動的自由”，這樣肯定會伴隨著一個階級社會（a class society）。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的核心原則”在本質上是矛盾的，因為資本主義制度就像是被它推翻的封建制度一樣，“必然是一個階級社會”，在這個社會裏，少數富人擁有大部分的社會財富（McChesney, 2000, p.285）。他們所擁有的財富可以被用來換取政治權力（至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如此），那樣的權力不但可以幫助他們維護自己的財產，甚至能夠“摧毀大多數人追求一個更平等社會的努力”，進而把他們自己推到一個不可戰勝的位置（McChesney, 2000, p.285）。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也褻瀆了民主的核心價值。民主精神是要鼓勵人民關心他們自己社會的利益，因為從理論上講，在民主制度裏，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是高度重合的。然而，資本主義的主張全然相反：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是不相關的，因此它鼓勵個體去追求他們自己的福利，即便他們的行為會傷害整體的社會利益也在所不惜（McChesney, 2000, p.285）。最後，小結如下，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從根本上是相互矛盾的，因為資本主義不但腐蝕民主的結構，還有民主的精神。雖然McChesney不願意否定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但是他強調，“如果你們真的信仰民主政治，你們勢必要縮小社會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等（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真正民主的實現）”（2000, p.285）。然而，他不應該忽視他先前指明的事實：資本主義和經濟不平等是孿生兄弟，它們是分不開的。這就是為什麼資本主義是腐化美國民主的主要原因之一。

　　　　下麵是這篇論文的總結：這裏要再次強調這篇論文論證了經濟不平等對美國民主構成了威脅，主要基於三點：1，主流媒體只會表達富人的立場，而忽視除富人以外的所有人群；2，經濟不平等對於人民的政治參與度有負面影響，富人除外；3，經濟不平等自身，還有資本主義這個促進經濟不平等的意識形態，它們在本質上是和民主這個政治上的意識形態是互為矛盾的。

Bibliograph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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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glitz, J. E. (2012).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London: Pengui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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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ell-known phrase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written by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U.S., Thomas Jefferson, is not only on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America, but has also become an intrinsic value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While the American people believe that their nation was born out of democracy and equity, the reality of the U.S. today usually contradicts that belief. Therefore,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wisely shifted their faith from the emphasis of equality of condition to the focus on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Dalzell, 2013, p.159). Unfortunatel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part from equality of condition. As Stiglitz (2012) points out, “countries with more inequality systematically have less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p.18). Those two concepts can never be separated; they are interconnected. As a result, it should not be a surprise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s faith in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or so-called the “American Dream” has also failed. Then the only thing lef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is to force themselves to believe that the rich who gain their fortune from the society will finally give it back. The American people even help the rich cut their taxes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e rich become richer and return more to the society, which is not dark humor at all since 63 per cent of Americans believe “the United States benefits from having a class of rich people” (Dalzell, 2013, p.163). However, Dalzell emphasizes that this is also a delusion: the generous rich are atypical while the majority of them are just selfish. The reason Americans have modified their faith again and again to coexist the ideology of equity and democracy with the reality of inequality is because they would not want to give up believing that America is always “the great bastion of democracy and equality” (2013, p.159-163). It is time to stop such a delusion by starting to admit that not only is economic inequality inconsistent with democracy, but it “could [also], ultimately, undermine American democracy” as Janet Yellen, president and CEO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points out (cited in Dalzell, 2013, p.157).

　　　　This paper will argue that economic inequality is a threat to America’s democracy for three main reasons: first, the mainstream media is largely controlled by the rich and therefore they only look at the society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ich and at the same time ignore the rest (Chomsky, 2013); second, economic inequality has great negative influence toward people’s political involvement except for the rich’s; and third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economic inequality itself and the economic ideology of capitalism that promotes economic inequality are in natu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democracy.

　　　　In a totalitarian state, government’s control over media is a threat to the country’s democracy, but in a liberal democracy such as the U.S., the media is also controlled by a few people but merely in a more concealed way. The concealment is most of the reason why many American people are still not aware of the real situation, not to mention that they would realise how the control over media by a few has gradually corrupted their democratic society. McChesney (2000) points out that “if we are serious about democracy, we will need to reform the media system structurally” (p. ix). This is exactly the relation between democracy and current media industry: they can never coexist. Even though journalists are taught in school to be honest and objective in order to serve the interest of the whole public, such an ideology has never been achieved in realty because there is no way journalists can gain “independence from corporate and commercial pressure” (McChesney, 2000, p.49). The rich and powerful destroy media independence basically in two ways. First, they have owned the major media directly and second, they influence the media through advertisement injections. In their famous work, Herman and Chomsky (1988) point out the fact that mainstream media companies are dominated by the very rich or by the people who are bought over by “owners and other market-profit-oriented forces”, and therefore the media is interconnected and “have important common interests with other major corporations, banks, and governments” (p.14). Before the news is running on media, they would already get self-censored to make sure not to do any harm to their owners and allies.

　　　　The problem of monopoly over media has not been solved as time goes by, but on the contrary, it has worsened. As McChesney (2000) specifies, 呃帖既 publishing firms have dominated the whole U.S. market; five music companies are controlling 87 per cent of industry; six media corporations have monopolized 80 per cent of “cable television systems” nationwide; and 呃帖既 companies have dominated about 75 per cent of “cable channels and programming” (p.18). Ted Turner, previous vice chairman of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media empires Time Warner, points out the fact himself saying “all the cable companies in the nation” are controlled by handful persons (cited in McChesney, 2000, p.18). Except for the concentrated ownership over media, the rich and enormous corporations also take control over media by throwing big money into advertisements. To look at the U.S. advertising industry in a macro perspective, a total of $200 billion is thrown into the whole advertising market while $120 billion of the total goes to the media in 1998 alone. If to look at the industry in a smaller scale focusing on one individual case,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puts $140 million into manufacturing the movie The Lion King while using $60 million for the advertisement. “The movie is almost incidental,” says an “industry analyst” (cited in McChesney, 2000, p.39). From both of macro and micro levels, the advertising money being thrown in media is enormous and impressive. It is understandable how significant the influence of big corporate advertisers is toward the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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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the media is owned by a few very rich and dominated by a few enormous corporations, it should not be a surprise when the mainstream media violates the ethics of journalism in order to serve the interests of elites. McChesney (2000) provides some examples to show the “[limitation] of contemporary journalism as a democratic agency” (p.58). In 1996 when Gary Webb, a journalist of the San Jose Mercury News, exposed “the CIA’s connection to drug dealing in U.S. inner cities,” and the African-Americans required an answer, all the mainstream media including “the New York Times, Washington Post, and Los Angeles Times” attacked the Mercury News with one voice (McChesney, 2000, p.59). The reason was simple: if this piece of news was true, it meant the major media had been covering this up for dozens of years, and the ideology of free press was just a delusion. The result could not be more obvious: the Mercury News retracted the tale and fired Gary Webb. Such an incident was not exceptional. Other similar incident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media industry such as the retraction of the CNN report in 1998 on “the possible use of sarin, a nerve gas, by the U.S. military on deserters in the Vietnam War” and more famously the biased reports by all major media before and during the Iraq War (McChesney, 2000, p.59-60).

　　　　When the media is corrupted and only spreads certain information in which they want the commons to believe, the U.S. democracy seems difficult to continue to stand up. There is less and less distinct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totalitarian states and some liberal democracies such as U.S. have been doing toward their media. It looks like they are just achieving the same goal by different means. McChesney indicates, “as Jefferson and Madison put it, unless all citizens have easy access to the same caliber of information as society’s wealthy and privileged, self-government cannot succeed” (Jones, 2009, p.28). Why is it the case? Dahl (2006) points out the reason that “gaining enlightened understanding”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an “ideal democracy” (p.9). It can be said that it is a common sense for many intellectual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that a democracy is just a delusion when the free access of information is blocked by a few rich and powerful. Economic inequality is the basis for the rich to acquire the privilege to keep certain information undercover which they do not want the public to be aware of. It corrodes all the foundations of a democracy including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final control of the agenda, and fundamental rights” of gaining the information they need in order to make wise decisions (Dahl, 2006, p.9). Not only does economic inequality corrupt the media, but also corrodes people’s political engagement.

　　　　Solt has done research to explain t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citizens’ political engagement; and in his paper, Solt first tries to analyze which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ver this issue is most justifie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scientists uncover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all started from Brody in 1978. The original studies were set up to figure out the reason for citizens’ declined electoral involvement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olt, 2008, p.54). Over decades, different theories, including the relative power theory, the conflict theory and the resource theory, have been established to explain such an issue. According to the relative power theory, income inequality negatively influences the poor’s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because the relative wealthy and powerful people insistently win over various issues or even able to stop those problems coming out in public. As a result, the poor will gradually realise the political game is not for them (Solt, 2008, p.49). According to the conflict theory, the opposite result would be in favor. It would be argued that as economic inequality grows, both of the rich and the poor will have to be forced to pay attention on the increasing disputed issues over “distributive politics”, which will ultimately increase the political engagement of all the people (Solt, 2008, p.49). Lastly, according to the resource theory, to what extent citizens involve into political activities is a result of “individual’s income”: the poor tend to get less involved while the rich do the exact opposite (Solt, 2008, p.49-50). The findings of Solt’s research are only coincident with the power relative theory: “economic inequality depresses political engagement, and especially that of people with lower incomes” (2008, p.57).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f Solt, “income inequality had strong negative effect on the political interest”, “political discussion”, and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of the lower-middle class but not of the upper class (2008, p.54). The result for sure contradicts many people’s belief in democracy. The Meltzer-Richard model tells that a democracy should be able to adjust economic inequality: the lower and middle classes would be pros for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when inequality grows because “greater inequality reduces the median income” (cited in Solt, 2008, p.57). This model correctly points out what most people understand democracy: a democracy state is supposed to be fair in a way that it is representative for the interest of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When something goes wrong, as it often does, including the grow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which creates harm to the majority, the majority are supposed to get more engaged into politics making to adjust such a mistake and should be able to succeed in theory. As McChesney (2000) points out, “when the conditions of democracy are fruitful, there will be considerable pressure to reduce economic inequality” (p.283). After all, a democracy should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the majority. This common-sense hypothesis is like what the conflict theory claims. However, such hypothesis rarely happens in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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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t (2008) indicates how inequality may erode the democratic system: economic inequality gives the rich more power relative to the poor (p.57). Not only is the majority not able to defeat a few very rich over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but such policies cannot even “be debated with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regardless of whether poorer citizens would care to raise them” (2008, p.57). Gilens (2005) also comes to the same conclusion in his study of “inequality and democratic responsiveness”: the political game is only for the wealthy while the middle-class citizens – not to mention the poor – are largely neglected (p.794). Economic inequality just seems to corrupt almost every aspect of the U.S. democracy. That explanation of the corruption on media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just looks superficial. Is there a deeper reason if not the ultimate why economic inequality is like a forever trouble-creator for democracy? Maybe there is.

　　　　There may be a fundamental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economic ideology of capitalism and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democracy. In order to take a clearer look, the story has to be traced back to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In the late 1700s, democracy was believed to be a classless society since it was “widely accepted that if a person had to work for another person, that person could never be a political equal” (McChesney, 2000, p.284). Democracy was not only a political but also economic ideology in the old days.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side of democracy gradually got abandoned, and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capitalism it has become today’s liberal democracy. As C. B. Macpherson points out, liberal democracy, a mixture of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s “the combination of egalitarian politics with inegalitarian economics” (cited in McChesney, 2000, p.284). The question is: can liberal democracy really work since it combines two naturally inconsistent fundamental elements? Today, the answer is more or less obvious: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do not coexist and one must win over. And the winner, without any surprise, is capitalism. Capitalism corrupts democracy in a couple ways: first, capitalism must exist along with a class society within which the few wealthy people will definitely have the strongest if not the dominated political power, which violates the majority-rule ideology of democracy; second, capitalism also erodes the “democratic spirit” by assuming that all humans are selfish and pressuring people to compete and only look after themselves regardless what happens to others (McChesney, 2000, p.284).

　　　　The logic here is that capitalism has always been in favour with free market, small government, globalization and so on in order to gain more freedom for “commercial activities”, by which a class society must follow. Capitalism in nature contradicts “the core tenets of democracy” for the reason that just like feudalism overthrown by capitalism, “capitalism [itself] is [also] invariably a class society” in which a rich few own the large amount of wealth of the community (McChesney, 2000, p.285). The wealth they own can be exchanged into political power (at least under a capitalist society) which helps them to protect their wealth and pushes them to a further advantageous position by destroying “the efforts of the many to strive for a more egalitarian society” (McChesney, 2000, p.285).

　　　　On the other hand, capitalism also violates the core values of democracy. The “democratic spirit” is supposed to encourage people to care about the good of their community because the good of individuals and the good of community are largely overlapped in a democracy theologically speaking. However, capitalism would claim the opposite: individual’s good is unrelated with the good of community and as a result, individuals are encouraged to chase their own welfare regardless their actions may create harm for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McChesney, 2000, p.285). Finally, it can be summed up that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are fundamentally inconsistent because capitalism not only corrodes the structure but also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Even though McChesney would not want to reject the capitalist system as a whole, he does emphasize that “for those who truly believe in democracy, it is imperative to reduce soci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2000, p.285). However, he should not ignore that fact he has already pointed out: capitalism must go along with economic inequality. That is why capitalism is also one of the main factors that corrupts America’s democracy.

　　　　To conclude the paper,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again that this paper has argued that economic inequality will threaten America’s democracy due to three major reasons: 1, the mainstream media only present the view of the rich while ignoring the rest because the rich few have been controlling them through ownership or advertisements; 2, economic inequality negatively influenced people’s political engagement except for the rich’s; and 3, economic inequality itself and the economic ideology of capitalism that promotes economic inequality are in natu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democracy.

Bibliograph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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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glitz, J. E. (2012).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London: Penguin Books.

second_identity

這是一個網友對我的文章《民主之後呢》的回復：

關於體制的討論應該在眾多國際事件之後變得越來越火爆了。本來西方就在從學術角度全方位地審視中共領導體制的各種優劣，現在世界人民突然意識到西式民主也不是社會和人民富裕幸福不容置疑的發展基石了。從政治科學角度，體制忽然變成一個非常開放的課題。
對政治科學有興趣的同學，注意我指的是學科而不是政治本身，應該是個很有挑戰的課題。我沒學政治科學不過對此課題一直興致盎然。看了樓主開題，忍不住跳出來。
樓主顯然對至少美國民主的目的和動機有很大誤解。
难道这些不都是民主国家吗？民主的核心理念（core ideology）不应当是人民群众可以。。。使得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 更加均匀，最终达到一个人人都是中产阶级的社会吗？这不就是美国的舆论一直宣传的“中产阶级社会”（a middle-class society）吗？

非也非也！美國民主從來就沒有想過要建立中產階級社會。美國國父建立民主體制的時候還沒有工業化和中產階級的概念呢。中產階級社會是經濟大蕭條後美國的經濟社會制度和勞資調和發展後的現實體現。可以說是資本和市場經濟體制與共產黨公有計劃體制競爭勝出之後的事實結果。換句話說是兩種經濟體制競爭經過幾十年發展的自然成果，這和民主這樣的政治體制的目的沒有半毛關係。但是強大的中產階級鞏固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所以樓主把因果關係搞反了。
在美國無論富人還是窮人，沒人在要求財富均等，至少沒有足夠的人支持團體或政治勢力有類似訴求。事實上，美國大概是世界上最鄙視均貧富的國家了。在共產國際最強勢的五六十年代，美國人認為他們國家和英國，以及兩只手數得過來的國家還是“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全世界包括整個歐洲大陸都是赤色或親赤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其重要的衡量標準就是這個國家是否在強制性地均貧富。歐洲大陸和北歐的高稅收高福利在美國人眼裏是標準的不公平的劫貧濟富。O8的全民醫保讓他沒少被貼上社會主義的標簽。
均貧富在美國大眾眼裏是滋養不勞而獲的捷徑，是與美國人追求的自由競爭和創新精神背道而馳的。個人非常贊同此觀點，而且認為均貧富的政策只會導致社會群體的競爭力創造力下降。在美國沒人抱怨克林頓女兒比絕大多數人有更多機緣和社會資源。克林頓本人什麼都沒有，但是他能白手起家當總統，那是美國夢 － 自由競爭獲得你所追求的東西。沒聽誰要求所有人的起跑線必須一樣。
中國砸破大鍋飯三十多年後，沒理由往回走。
樓主通過註3到註5提出的美國民主體制的問題是極其現實的，而且我認為是無解的，已經走入死胡同了。這也是我一直對國內一幫力推民主普世的盲目崇拜者非常反感，因為就像樓主說的，是口號式民主，不見得就真的先進或適用于中華大地。樓主在抨擊美國民主制度有致命問題上完全正確，美國有識之士和良心人士對美國民主政治選舉喪失熱情也是不爭的事實。
個人認為美國民主沒救的地方是少數人通過精選資源的掌控而決定國家政策向少數人傾斜。但是這不意味著消滅少數富人均分財富是國家體制的正解。
中共自己的體制需要改革，因為它還不見得趕得上美國病入膏肓的民主體制呢。中共自己非常清楚這點，但他們並沒有病急亂投醫直接拷貝西式民主。我看到了中共的小心翼翼和不斷嘗試，摸著石頭過河。其實這也是我最欣賞中共的地方，總能保持清醒認識，保持高度的危機感，不斷學習糾正自己並進步，不把自己放在先進讓人學習的位置。
欣賞樓主的求學探索精神。對於中華大地，對於中共，問題不是要不要變革現體制以支持中華民族的復興，而是變革成什麼樣子。美國民主體制是帶病毒不可救的，那什麼樣的比美國的更先進能對選舉體制的病毒免疫？樓主沒有答案，我也沒有。我希望中共能有。
順便說一句，非常喜歡樓主的旁徵博引和學院派般地文章後加註。不過不太習慣在正文中調英文，還大段大段的。網上說話比較直，多有得罪還請海涵。